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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文俊:汉字形体的构成方式-中国书法史

2013-5-9 23:0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17| 评论: 0|原作者: 爱书法|来自: www.ashufa.com

摘要: 丛文俊:汉字形体的构成方式 占代关于汉字构形方式的解释,最早见于汉代学者的著述,这与当时祟尚学术的风气有关。《周礼·保氏》述其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日六书”,但“六书”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讲。郑 ...
丛文俊:汉字形体的构成方式

    占代关于汉字构形方式的解释,最早见于汉代学者的著述,这与当时祟尚学术的风气有关。《周礼·保氏》述其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日六书”,但“六书”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讲。郑玄作注,始引郑众说,以“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释之,而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说文解字叙》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愈、转注、假借”在名称和顺序上有所别异。现代学者唐兰首创“象形、象意、形声”之“三书”说卿;其后陈梦家对唐说作了批评修正,提出“象形、假借、形声”之新“三书”说;裘锡圭著《文字学概要》,易陈说的“象形”为“表意”,并列举了不能归人“三书”的个别现象。根据商代甲骨文、象形金文的形体特征,把象形、指事、会意统名之为“表意”、把转注归人“形声”、加上原有的“假借”,基本与实际相符。但是,考虑到简化、规范、书体演进等诸多因素不断促成的讹形现象,使大量字形悖离初始结构状态而形同记号,尤其是后来由隶变导致的古今文字之根本性的变革,使讹形更加表面化、普遍化,记号字的比例也随之急剧.L升,且多从表意、形声字形的讹变改写而来。这类抽象、或不完全抽象(某些字为局部讹形)的记音符号,其性质与“假借”的借形记音相同,所以我们把“假借”改为“记音”,包括假借、记号两类,更为准确的“表意、形声、记音”之新的“三书”即告成立,并能更加圆满地解释汉字的构形方式及其发展变化现象。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仓A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攀乳而寝多也。”象形,通常指字形不能分解的表意字,学者界定之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严格地讲,不能分解之纯粹的独体象形字只有100多个,是表意字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因此将其余组合形体的表意字归人“字”中,则与许慎之“形声相益”的原意不合,也与汉字形体的发展史实不合。所以,我们把代表“物象之本”的“文”之内涵扩大,增人传统“六书”中的指事、会意,以及其他性质相同的以形表意的构成方式。凡是表意字,都是撷取、拟示客观物象,以约简、象征的象形符号及其组合、位置关系来表达字义。来源书法 屋,爱书法中国书法学习网。
    形声为合体之“字”,古今无异辞。字,其构形本义像房屋内产子,表示擎乳、蕃育,在文字学上指字形的不断分化增益。也就是说,最初的形声宇都是由象形的“文”进行音义分工辗转组合而来,后来逐渐发生以既有的表意字、形声字为声符,加形旁递进分化而为新字的做法,形声结构的内部也因此变得复杂起来。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依次做字形分解.直至构形的最小单元成分,除开讹形的影响,一般都可以顺序上溯,复原至初始阶段的象形状态。其他结构方式的字形也是如此。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清楚地表明汉字体系的象形性符号特征、在应用中不断受到各种影响之后所显示出来的自身应变和调节能力,后来的书体演进、书法基础理论的形成,均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造字之初,人们会尽量使字形完美合理地体现其音义功能,这就是造字的有理性。然而,完美合理并不等于实用,书写有自己的规则,即书写不会被动地“画成其物,随体洁屈”,而是要按照书面语言的格式去做整个文字体系外观式样的协调统一,这就是书体之价值所在。其结果.动物类图像大都作四足腾空状,其他物象也往往为着字形组合的方便而别异于一般的状态,等等。作为书写者,更多的是朝着实用的方面去理解和书写,却不会站在造字者的立场维护造字初始状态的合理性,这就是以象形符号为构形基础的汉字体系之与生俱来的缺陷。所以,早在商代甲骨文、金文字形中。即发生了儿种重要的字形改造现象。其一,某些字形的局部作省略式简化,如表示动物腹部形廓的线条、标记足部的短画之类,表示动作的手部线条,表示形体状态特征的线条数量的减少,等等,它们是破坏象形的第一步。这一步很关键,它将破坏象形字之“画”与物象对应的原则,动摇“画成其物,随体洁屈”的仿形意识和心理,并为书写带来自由。其二,为了书写的简便,人们对原始仿形的“画法”进行了省并改造,导致初步的讹形现象发生,例如基本象形的“马头”被简化讹同“目”字,而对线条仿形式样的改造就更为普遍’了。这是极有价值、因书写构成的简化现象,我们称之为“书写性简化”,它是引发书体演进的直接原囚,对书法史研究也最有价值。其三,还有一种结构上的省并或省略简化,它们往往能一次性地改造字形,从而掩盖原始构形本义,虽然并不普遍,却有助于我们对初期字形变化的性质、意义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重”宇本像人背负案囊之形,即“人”与“束”的并列组合,省并后仅束字中竖上端弯曲且多一斜画;“易”字从一个复杂的表意字截取局部而来;重复的偏旁数量被减少,繁难的局部被省略,等等。其四,在象形的原则遭到初步的破坏之后.文字的符号性需求即开始凸现出来,为了字形的整齐美观和书写的便利,造字之初的客观摹拟物象逐渐向美化象形方面转化,即开始步入图案化的发展进程,后来“篆引”形式的出现和大篆书体的形成实权舆于此。美化的另一方面是普遍地为那些简单的字形均加饰笔羡画,并有规律地施之于各种式样相同或相近的宁群上面,成为以类相从的美化、图案化改造,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类化”。此外,用字上的普遍假借和一字多音多义现象,也是促使象形蜕变的原因。在上述现象中,最有意义的是天天年年持续不断进行着的书写性简化和美化,它们是引导书法发展变化之最具活力的根本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少变化,都没有影响到整个文字体系符号式样的协调·致,都在顺从象形的蜕变而持续、稳定地进行着书体演进。可以肯定,如果整个汉字的符号体系不是建立在象形的基础上、以仿形作为唯一的书写方法,如果不是较早地进行了必要的字形和书写简化,促使其摆脱客观被动的摹拟物象的象形原则,向抽象化、符号化方面发展,即很难不断地汲取赖以生存的新鲜活力。也许,这正可以归结为先民们那种与生俱来的审美和再造审美的书法意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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