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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的发展史

2014-8-20 20:3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899| 评论: 0

摘要: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 ...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食器类有:鬲、鼎(圆形的两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卢类(主要的熟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类有:爵、角、尊、觯、觚、卣、觥、方彝、壶、鸟兽形尊、缶(以上盛酒、饮酒器)禁、勺诸类。
     乐器类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
,其口向下,持而振之)。于、鼓诸类。
     兵器类有:戈、矛、戟、剑、刀、镞、 诸类。
     寻常用器类有:盘、监、盂、盆、科、(以上水器)奁、区、 皿、锭、行镫(以上杂类)。(在商周时代的主要寻常用器
,为盘、监,皆用於盥洗,但盘亦用於盛食物,监可以照脸,而 有足的,又可以作温器。)
     殷代金文
,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 、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
,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下图)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
,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
,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大篆
,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
,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左图)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
,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
,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
,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 为后世所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简化,整齐而造成的。
    小篆与各体书法:昔人有“非究於篆
,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於篆,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於画圆的工夫,篆书多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是知篆书笔法,为各体书法的基础。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可证篆通于行。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是可证篆通於草。学隶、楷、行、草各种书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 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其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
,曲线圆写,笔画统一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图右为秦《泰山刻石》)。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故知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学书法者,不可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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