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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案头书”的应用与欣赏-中国书法史

2013-3-17 10:1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8| 评论: 0|原作者: 爱书法|来自: www.ashufa.com

摘要: 陈振濂:“案头书”的应用与欣赏 从文字符号成形到进入系统化状态以来,在甲骨契刻、青铜彝器冶铸铭文.直到秦汉时代的刻石立铭各个阶段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两种生存形式。第一种,是以契刻为标志的生存方式。小片的 ...
陈振濂:“案头书”的应用与欣赏

    从文字符号成形到进入系统化状态以来,在甲骨契刻、青铜彝器冶铸铭文.直到秦汉时代的刻石立铭各个阶段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两种生存形式。第一种,是以契刻为标志的生存方式。小片的龟甲兽骨,有类于后世的嫌帛与纸张,它是被置于掌中.井被作为一种“物体”形态获得保存的第二种,是以金文冶铸与石碑凿刻为标志的生存方式。它是以书法(文字书写)作为附属依附于固定器形—主要是金文冶铸,和书法作为独立的观赏对象被单独矗立或安置的—主要是石碑凿刻,也包括摩崖书等,来作为存在的基木特征的。在此中,独立的还是依附的,是第一个区分标准。而小型的掌中应用还是大烈的站立观石,则是第二个区分标准:相比之下,金文是最具有依附形态的:依附于钟鼎彝器的器形与纹样之上,而甲竹文契刻与石刻摩崖书则次之.实用性的器形依附现象没有典型例子,但依原载体的形状而作顺势调绍式的排布字形,却是契刻与摩崖书的共同特征。那么,它还是有相对的依附性,只不过是不依附于实用功能,而依附于物体外形而已。最不具有依附性的,是“碑”。碑石是专为书刻文字而制造打磨的,它的目的性很强,甚至连它的功能,也不具有任何依附性:树碑立传就是为文字(书写)传播服务的,它与后世的纸张应用与墨迹书写,虽然在材质上相去千里,但在“不依附”方面,却是极为一致的。



    再来看第二个标准:除了甲骨文是小型化,因此可以置于掌中,即可以自然地纳人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活动中之外:钟鼎林器的铭文,硕大而整洁的石碑,或更巨大的摩崖书,都是一个独认的存在:它与人们的口常生活起居不必发生必然的,频繁的关系.它是基于一种非生活化的、特定的文化需要:石碑、摩崖石刻、造像记,以驭从志铭.它都不是生活日常起居所必需的形式即使还有钟鼎彝器,本来具有明显的实用功能,如有的是食器。有的是酒器……看起来十分“生活”,但它肯定也只是限于极特殊的、范围极有限的生活如王宫贵宅之间.并不具有真正的“生活”的平淡涵义。因此它的类型属性,应该是更接近于石碑而不是掌中的契刻:
    如果我们不怀疑即使在原始部落生活中也已拥有那怕是最简单的‘“案桌(二上台)”以便利日常起居的话。那么甲骨文契刻以它的小型化与契刻手段方法的细密化方式,是借助原始人的简陋“案桌”(它可能是一截木桩、或一块石头)来完成的由是,它应该是后世“案头书’‘的最早,也是最初级的形态。当然这是个不太严格的判断_因为事实上原始时期,甚至是三代两周时期,并没有宋元明清文人士大夫那么温雅有致的书斋书案;但至少在比较学立场看,它们之间的共性大于个性。来源书法 屋,爱书法中国书法学习网。
    从甲骨文契刻开始步履蹒珊的”案头书”,在商周的重兑大器与秦汉的丰碑巨额的映照下,找到了它的第二种历史形态—简犊书。在战国以前的几千年时间里,文字的传播是否都采用艰巨而辛苦,制作又极其烦琐的钟鼎彝器的冶铸方式,:’我以为不太可能—依常理.应该还有一些更日常化的文字书写形态:是写在陶片上还是写在兽皮上或其他材质上目下还没有大墩强有力的实物证据,〕但它应该有一些重要的特征:比如(一)便于书写;(二)材料要简单易得;(三)能方便传播;(四)制作完成程序不那么复杂:而从战国后期到秦汉乃至魏晋时期大量竹木简犊的出现,正印证了这些要求,它无可争议地成为“案头书”在当时的主导形态。目前我们在许多古代文献中读到的,或是在绘画、电视剧、电影中看到的秦始皇或诸葛亮在宫殿或军帐中设有案桌,上叠一卷卷的竹木简册文书,应该是当时的形象的写照。它与重鼎大器、丰碑巨额之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案头书是实用的,而金文碑刻则是为特定的观赏服务的。


    蔡伦造纸之后,由大量的竹木简与少量珍贵的嫌帛构成的“案头书”的书写材料,顺理成章地被移向了纸张:中古时代的造纸术并不像后世,是动辄丈二大幅的,于是,小幅的纸张带来了墨迹书在“案上”安身立命的最好理由。自后汉张芝、崔缓、蔡R之后,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成为‘案头书”在第三个历史阶段的最重要象征。且莫小看这第三个阶段,它横亘两千年,从东晋直到当代,我们还在不断地接受它的擎乳。甚至在今后.二王的影响也还会持久地被继续发扬光大。

    在这两千年之间,“案头书”形态也不只是一味地固守自身,而是有着相应于时代变迁的多种变化的。从西晋陆机(平复帖》到东晋二王,以及还有如《李柏文书》等西域残纸,是以尺幅纸书、尺犊、书信手札、便条以方便社会交流为特征的。虽然我们今天看它是精妙无比的名作经典,但在当时它却只是一次次交流的记录而已。但在魏晋以降,对长篇佛经的抄写,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普及,而成就了长卷式的“案头书”格式,它与竹木简犊的“简”(单片)、“册”(连缀)构成了鲜明的对应与互补。这种格式被很快引人文人书斋,以至我们在书法史上看到了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孙过庭《书谱)、贺知章(孝经》、颜真卿《祭侄稿》、杜牧《张好好诗》等一大批“长卷”名作。当长卷再与发达于唐代的狂草书结合之后,它的魅力更是无与伦比。而在宋元之后,由于文人士大夫对书法风雅自娱的要求日益强烈,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册页、扇X等一案头书”(而不是非文人的竹木简册〕又获得大盛的机遇。直至今天,仍不消歇。


    这样,从甲骨文契刻到竹木简牍的“册”,再到作为实用文书而略带审美目的的两晋书札,再到长卷横式的连绵书写,再到宋元以后的在文人书斋中占尽风流的尺贞、扇箑、小手卷,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案头书”的系列的发展史。越到后世,则审美的、艺术的目的与特征越强,艺术自觉的创作意味也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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