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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辨”的失误》一文商榷-中国书法史 ...

2013-4-20 00:4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1| 评论: 0|原作者: 爱书法|来自: www.ashufa.com

摘要: 《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辨”的失误》一文商榷 王元军《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辨”的失误》(以下简称“王文”)一文曾发表于1998年12月4日的((光明日报》,因“王文”中几处提到拙文《论东晋墓志兼及 ...
《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辨”的失误》一文商榷

    王元军《从六朝士人不屑碑志看“兰亭论辨”的失误》(以下简称“王文”)一文曾发表于1998年12月4日的((光明日报》,因“王文”中几处提到拙文《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而持不同意见,近期我又正好参与筹办了“《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简称“兰亭会议”),在会上提交并演讲的论文是《论六朝写经体兼及兰亭论辨》,论证过程和结论与《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相似,会后还将与白谦慎搜集《兰亭论辨》以后发表的有关“兰亭”的重要学术论文,主编《兰亭论集》正式出版,故甚有兴趣与王元军商榷。

图:兰亭序

    “王文”中所得出的结论:“郭沫若根据工匠和平民所书砖刻与王羲之书法相类比,从根本上没有认识到两者的区别’,这正是拙文《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的结论:“兰亭论辨是郭沫若从王、谢墓志的出土所引发,东晋慕志刻字为郭沫若以及赞同郭沫若观点的论文所再三引作例证,来推定王羲之书法‘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故神龙本《兰亭序》的书体不是王羲之当时所应出现的书体。由于他们没有去探究东晋墓志设笠的意图,以及由此形成的形制和书刻特征,仅因为在同一时期,就拿来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物,这就失去了论证的科学性。”为了说明问题,现重新把拙文所论证的过程再简略地概述一遍:

    拙文列举了大量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东晋墓志,其中绝大多数为侨迁到
江左的北方士族所设,仅记讳字、爵里、卒葬时间、姻亲、墓之方位,有些有
“刻石(砖)为识’语,不系铭辞,亦无行谊,还有文字更简约的,质地以砖
为多,字迹粗率,只是作为以后迁葬祖莹时辨认棺木的记识,所以不必由本家
族或其他文化人甚至书法家参与书丹,而是一任工匠书刻。西晋、南北朝的墓
志由于设置的意图不同,大多是由于碑禁而将墓志视同碑策,或者是为了“铭
记见存’.使坟墓可以得到保护.或者是碑志互设.以备“陵谷变迁、丘垄可
识”.故在形制、文辞和书刻诸方面均要比东晋墓志讲究.在东晋,北方侨迁
到江左的士族阶层产生了卓越的书法群体,王羲之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其成
就之一是“变古形’,所以不能将工匠书刻的墓志和王羲之的书法进行类比.拙
文发表后,又陆续在南京地区出土了谢温、高裕、王彬等东晋墓志.以及宋初
的谢琉墓志,皆可证余说之不谬。

    拙文特将东晋墓志与西晋、南北朝墓志作比较,而指出其不同之处。“王文’不
知为何忽略了这些,将魏晋南北朝(六朝)风气时俗、心理状态混为一谈,将碑榜
与墓志混为一谈。
    本来历史上各种人、物、事是十分复杂的,六朝士人中有人不屑于碑志书法的可能是不应排除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王文”列举了王献之不欲为新宫题榜之事.颜之推作《家训》.于《杂艺》一门中记王褒人周后因工书法而“崎岖碑刻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告诫子孙“慎勿以书自命”。王元军认为“善干书,遭致驱使,不仅仅是上层文人士大夫以此为羞耻,即便下层典掌书记者亦往往为人所轻贱。”谢安与王献之素以书艺事相互矜持自傲。谢安虽书名不如王献之,然尤善行书,“亦人能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a中散(康)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献之尝与谢安书,以为谢安必会珍藏,然而谢安在原书后题写答概,使得王献之大为不快。谢安还问过王献之:“君书何如右军?”献之答曰:“故当胜。’而谢安却说:“物论殊不尔。”献之道:“世人那得知!”。所以谢安以新宫题榜事属意于王献之而遭到拒绝,恐怕不完全是因不屑于役身劳神的缘故。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一文中认为:“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谢安欲献之书太极殿榜,而献之斥韦仲将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礼者,在橙悬仲将耳。若使殿榜未悬,陈之广厦细旅之上.救文臣大书之,何不中礼之有?岂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笼鹅耶?”则又是一种解释。至于颜之推训诫子弟,书法“不须过精”.并举王褒为例要子弟“慎勿以书自命”,只能说明耽于书艺有时会受到不得己的形役.并不能说明“碑石书法在当时根本不属于士人所关心的范畴。”陈寅格先生对弟子治学曾告诫过:“证其有易,证其无难。”如果王元军谙熟书史,是不会率而说出“讲究门第观念的高门书家,当然可以完全漠视书碑刻石这一下层人所从事的活动’这样的话的。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颖川钟繇.魏太尉。钟有三体:一日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普。”钟书以铭石书列第一,足见钟繇之注重于碑铭。铭石书亦为南朝人所重视。陶弘景在答梁武帝启中曾说过,“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以攀采.”《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欧阳询传》载:“(询)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索氏累世宦族,索靖官至后将军。这则故事是学书者人尽皆知的。欧阳修精研碑版,曾作《集古录跋尾》十卷,《新唐书》所记当不妄。正是“王文”中引以为据的《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的父亲颜协:“工于草隶、飞白。时吴人范怀约能隶书,协学其书.殆过直也。荆楚碑喝,皆协所书。’。还有梁武帝孙萧确,字仲正,“少晓勇,有文才,尤工楷隶,公家碑喝,皆使书之.除秘书J1。武帝谓日:‘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以上为高门书家书碑例。书榜者有卢渊。北朝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为士族之首。《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渊》:“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邀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由此可见,“王文”举王献之不为新宫题榜事,以说明“如果书法成为实用之物,要为它而役身劳神时,便成为那些高情逸致的士人所不齿的东西”,则未免以偏概全了。所以“王文”所谓“六朝士人不屑于碑志书法”之说,根本不是木晋墓志书刻粗劣的关键所在。另外东晋慕志为何内容仅记讳字、爵里、卒葬时间、姻亲、墓之方位等,不系铭辞,亦不记行谊,形制简率,多以砖草草刻成,又绝大部分都是在北方侨迁来的士族墓中埋设,对于这些现象,“六朝士人不屑于碑志书法”之说也是无法作出解释的。来源书法 屋,爱书法中国书法学习网。
    “王文”中专门提到:“华人德《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中认为‘或因为当时墓志尚未有列书者之体例,故无从知道为何人所书’,不肯承认士人不书碑这一事实。汉之《华山碑》为书佐新丰郭香察书,齐之《太公吕望表》是穆子容书,[人德按:《太公吕望表》为西晋太康十年(289)刻,此应作《修太公吕望祠碑》,东魏武定八年(550)立,碑刻“穆子容叙铭”,为穆子容撰文,而非穆子容书。I梁之《始兴忠武王碑》为贝义渊书,信史实物俱在,何以未有列出书者之体例?如果是请有地位的人书写墓志,亦是为死者炫耀其名,反倒不见于墓志,那意义又当何在?笔者认为,碑刻立于墓之外,请名家书丹并列其名,昭示于众尚可理解,墓志埋于墓内非供人识读,因此无须请名人书丹,何况名人也多不屑于为此。直到唐时大书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樱、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均未见之于墓志,此是否能说明一些问题?唐书家徐浩《论书》中仍云:‘区区碑石之间,吃屹几案之上,亦古人所耻,吾岂忘情耶?’可见,魏晋以来书家之不屑碑版影响十分深远。”“王文”中还说:“《晋书·孙绰传》载,孙绰以文才垂称,‘温、王、都、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其文,然后刊石焉。’另如王融为豫章工萧岌、梁尚书右仆射徐勉为豫章内史伏随宜、陈后主为右卫将军司马申、任防为萧融夫妇墓志撰文等等,但这就能想当然地推断出‘这些墓志的书写者必定也是有地位或是书法高手方能与之相称’(华人德《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的结论吗?”
    我认为王元军这样讲倒是想当然的。文中仅举汉《华山碑》为书佐郭香察书,齐《太公吕望表》为穆子容书(前已指其误),梁《始兴忠武王碑》为贝义渊书,就认为信史实物俱在,以为是碑刻列书家之体例了。其实汉魏六朝碑刻中列有书者的尚不止这些,还有汉《西狭颂》、《郙阁颂》、《樊敏碑》、北魏《大代华岳庙碑》、《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我在撰写《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和《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时曾分别编写了《两汉刻石文字目录》和《秦汉魏晋南北朝墓志年表》,对汉魏六朝碑刻作了详细的梳理,在存世的上千种汉魏六朝碑刻中,有书者的碑刻仅占百分之一、二,这能说已有列书者之体例吗?关于设立墓志的意图,拙文《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中已有论述,尤其南北朝以后,碑志互设是以备“陵谷变迁,丘陇可识”,“用纪明贤,像示来昆”,碑志总有其一存于地面,碑是为现世人看的,志是为来世人看的,所以文辞与书法都开
始讲究了。来源 书法 屋:www.ashufa.com。
    由于唐以前书家罕有列名于墓志,故难以举出铁证说明书家参与书写志铭。至于唐代书家书写墓志之例则不胜枚举。如欧阳询撰并书《唐司空窦抗幕志)}(见宋赵明诚《金石录》).有传为虞世南奉敕撰书的《汝南公主墓志》墨迹(今藏上海博物馆);传为褚遂良撰书的《太宗文皇帝哀册》,曾刻人《戏鸿堂帖》和《玉烟堂帖》,哀册为帝后所用,或刻于金玉,间于慕志;颜真卿撰《京兆尹兼中承杭州刺史剑南东月}节度使杜济墓志》,而不云书,此志收人《颜鲁公文集》,《金石录》断言为颜真卿书。《唐太尉王播墓志》牛僧孺撰、柳公权正书。《唐将作监韦文格墓志》庾敬休撰、柳公权正书(上二志见《金石录》);《唐柳尊师墓志》柳公权撰并书;《唐赠太尉牛僧孺墓志》杜牧撰、柳公权正书;《唐李公夫人武功苏氏墓志》李涤撰、柳公权书(上三志见宋陈思《宝刻丛编》)。徐浩所书墓志有《唐赠太尉卫国文宪公杜鸿渐墓志》杨炎撰,徐浩正书(见《宝刻丛编》;《唐颖国公史继先墓志》徐浩撰并行书,殷仲容书额(见《金石录》、《宝刻丛编》.《唐故赠工部尚书张庭硅墓志》徐浩撰并隶书,1977年河南伊川县出土,现藏伊川县文管会。另外庸代著名书家如欧阳通(询子)、张旭、史维则、韩择木、蔡有邻、徐琪(浩了)、吴通微、李阳冰等皆有所书墓志为历代金石书著录或有实物存世,不一一列举。
    从上面所举唐人撰书墓志的情况.倒是可以证明南北朝太子诸王及公卿文士所撰之“墓志的书写者必定也是有地位或是书法高手方能与之相称”(《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的推测并非是想当然了。王元军已从事多年书法史学习和研究,我觉得对于与书法史有极密切关系的碑刻史应补修一下,提出不同观点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有充足的证据,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轻率地下结论和否定人家的研究成果。
    在苏州举办的“兰亭会议”刚结束。这次会议共有五十余人出席,来自美国、法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以及内地的二十多位学者发表了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学科和研究方法来对“兰亭”书法文化现象进行综合性的探讨,也有一些论文对三十多年前的“兰亭论辨”中的某些研究方法重新加以审视。这次会议使海内外学者直接对话、交流,从而使研讨活动深人开展。同时,克服浮躁学风,强调学术规范,保持学术尊严也是举办这次会议着力追求的目标。假如王元军也能来参加这一会议,大家能直接地对话、交流.该有多好啊,这些笔墨也可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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