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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兰亭论辨的一点看法-中国书法史

2013-4-19 23:5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5| 评论: 0|原作者: 爱书法|来自: www.ashufa.com

摘要: 关于兰亭论辨的一点看法 清代嘉、道间江宁甘熙著《白下琐言》卷三第四十六则记阮元跋“永和右军砖“拓本语“余固疑世传工右军书帖为唐人改钩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 ...
关于兰亭论辨的一点看法

    清代嘉、道间江宁甘熙著《白下琐言》卷三第四十六则记阮元跋“永和右军砖“拓本语:“余固疑世传工右军书帖为唐人改钩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耳贱目,良可浩叹。顷从金陵甘氏得‘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城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而阮元在《揅经室三集》卷一《晋永和泰元砖字拓本跋》中又写道:“此种字体乃东晋时民间通用之体,墓人为扩,匠人写坏(同坯),尚皆如此,可见尔时民间尚有篆、隶遗意,何尝似羲、献之体!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为隶书也。羲、献之体乃世族风流,科之座尾、如意,唯王、谢子弟握之,非民间所有。”阮元是首先怀疑《兰亭序》恐非王羲之所书的人,然而他又觉得东晋民间工匠所写的字体和二王新体不能类比。到光绪十五年(1889),李文田在跋汪中旧藏《定武兰亭》中对《兰亭序》的可靠性提出三点疑问,并推测王羲之书法“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至1965年5月,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指出《兰亭序》序文经后人纂改,书法则更是伪作,并赞同李文田的推测,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的字迹与《宝子》极相类似,而《谢鳃墓志》的字迹则与《龙颜》相近。这可证明,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僻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李文田所说的‘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此文发表后,引起了高二适等学者、书家的驳议。而又有更多的学者、书家支持了郭沫若的观点,这就是历时多年的“兰亭论辨”。郭沫若以后写的《《驳议)的商讨》,举出《爨宝子碑》、《杨阳神道碑》、《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王丹虎墓志》,“都还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结论是:“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但反过来,隶书时代的人能写篆书,楷书时代的人能写篆隶。

图:兰亭序

     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赞同郭沫若观点的如:王一羽《东晋字体没有脱离隶书笔意》、龙潜《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李长路(((兰亭序帖》辩妄举例》和(((兰亭》辩妄举例小补》等均或多或少举出东晋前后或同时期的碑志、砖文、简犊、残纸、写经等以明东晋时民间通行书体均含有隶意,与世传《兰亭序》书体不类。近三十年来,一些书学研究者认为将民间通行书体和当时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书体相比较是走人了误区。
    墓扩中的砖文,边寨将佐戍卒的文书简赎,不言而明是民间书迹。而碑志、写经则往往有文人书家书写者,为何也不能用来类比呢?那么先说写经。北朝士人如崔光、崔亮、刘芳、蒋少游等在贫贱时皆佣书为业,当时佣书者多半是抄写佛经。佛经自两晋至南北朝后期几乎都用一种带有浓重隶书笔意的楷书抄写。因抄写时须遵照所用原本体式,传承而不能改,故书体雷同,包括行字数均有定式(一般每行抄十七字)。即便北齐、北周佛教大规模的刻经,如泰山经石峪、邹县四山等摩崖大字刻经都用这种书体。来源 书法 屋:www.ashufa.com。这与当时通行的书体有所差别,时代愈晚,差别就愈明显。这里面可能还有某些宗教意识方面的原因。所以用抄经书体来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书风的依据,是不确当的。再看碑志。东汉以来书家即有所谓“铭石之书”,齐王僧虔《论书》云:“钟公(繇)之书。谓之尽妙。镶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押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如汉魏太学石经、宗庙朝廷碑表、公卿名士墓碑,往往由书家以“铭石之书”书丹,而“铭石书”与书札往还,日常应用的“行押书”是迥然不同的。至于东晋墓志因仅仅是临时埋设而作为迁葬时辨认棺木用的记识.不可能有书法家参与书写,而是任由民间工匠书刻,故形制较西晋、南北朝墓志简单,书刻也粗率。这是前二章已详加论述的,故东晋墓志上的刻字是不可用来比拟同时代最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的“行押书”风格的。兰亭论辨是郭沫若从王、谢墓志的出土所引发,东晋墓志刻字为郭沫若、以及赞同郭沫若观点的论文所再三引作例证,来推定王羲之书法“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故神龙本《兰亭序》的书体不是王羲之当时所应出现的书体。由于他们没有去探究东晋墓志设置的意图,以及由此形成的形制和书刻特征,仅因为在同一时期,就拿来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物,这就失去了论证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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